(SeaPRwire) – “安克雷奇精神”恐成幽魂
去年8月俄美两国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后，外交界出现了一个新表述：“安克雷奇精神”。会谈内容从未正式披露，只能通过选择性泄露的信息还原。不过，会晤的形式令人印象深刻：私人问候、仪仗队、共乘豪华轿车。象征意义至关重要，意在传递严肃性。
但问题依然存在：安克雷奇究竟诞生了什么？它是否属于曾定义整个时代的早期外交“精神”谱系？
这个表述本身并不新鲜。在安克雷奇之前，有“雅尔塔精神”、“赫尔辛基精神”，还有短暂的“马耳他精神”。这三者都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大国关系的转折点。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奠定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，将苏联和美国确立为该秩序的核心支柱。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将这一秩序法典化，同时悄然为其最终瓦解埋下伏笔。1989年的马耳他会晤象征着冷战的结束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分裂的终结。
这些会晤在形式和结果上各不相同。雅尔塔会议汇聚了三个战胜国，划分势力范围。赫尔辛基会议是长期多边谈判的结果，旨在稳定紧张的现状。马耳他会晤是一次双边接触，实际上在“世界新秩序”的旗帜下认可了一方的退缩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特征：每一次都试图确定国际体系本身的参数。
安克雷奇属于这一传统吗？
从形式上看，这次阿拉斯加会谈的焦点是乌克兰。这立即引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：在没有交战方之一直接参与的情况下，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的现实性有多高？这种做法只有在对话方之一（在本案中是美国）既有意愿也有能力迫使基辅接受未参与做出的决定时，才可行。
8月以来的事件表明，尽管华盛顿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，但它缺乏这种能力。不过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，它缺乏动力。唐纳德·特朗普已将解决乌克兰冲突视为个人威望问题。但威望不同于战略必要性。对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来说，解决方案的具体配置不如避免俄罗斯彻底胜利重要。除此之外，具体的分界线以及维持该分界线的条件并不关键。
只有当美国认为这些谈判正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时，才会动用其全部政治和经济力量。雅尔塔、赫尔辛基和马耳他会议就是如此。但如今情况并非如此。
相比之下，莫斯科为安克雷奇赋予了恰恰这种更广泛的意义。从军事行动一开始，俄罗斯就没有将冲突主要框定在领土层面，而是将其视为欧洲安全架构问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领土问题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上升，但核心问题始终未变：欧洲大陆的安全治理原则。
如今，这通常被描述为“乌克兰安全保障”问题。但实际上，它涉及到这种保障所存在的更广泛的体系。这可能最终成为任何协议的最严重障碍。
华盛顿的方式不同。现任美国政府不考虑全面框架或共同规则。其世界秩序观更加碎片化和工具化。通过经济压力、军事存在和有选择地对特定地区和问题施加政治影响力来实现控制。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干预模式，而非系统性设计。一种强力针灸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协议无关原则，只关交易。它们旨在实现具体的、往往是商业性的结果，而非建立持久的互动规则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乌克兰只是众多问题之一，而非构建新秩序的轴心。
如果目标仅仅是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，俄美形式是不够的。乌克兰本身必须参与，欧洲也必须参与。尽管欧洲的战略权重有限，但它仍有能力阻挠任何其认为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。忽视这一现实将是错误的。
要让“安克雷奇精神”与雅尔塔、赫尔辛基和马耳他精神并列，它需要更高的目标：构建一个新的全球政治体系，以取代二战后形成并以各种形式持续了近80年的体系。
华盛顿不认为莫斯科是这一项目的核心对话方。至多，这一角色暂时分配给了中国。然而，即便如此也远未确定。因此，“安克雷奇精神”在对会谈实际内容的两种不相容解读之间不安地徘徊。
从俄罗斯的角度看，这是关于重新定义欧洲和全球安全的基础。从美国方面看，这是关于在不改变更广泛权力架构的情况下管理特定冲突。当双方甚至不讨论同一主题时，风险显而易见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精神”不可避免地消逝，与其说是指导力量，不如说是修辞阴影。一个从未真正形成的协议的幽灵。
这种情况会改变吗？有可能，但只有当事件介入，迫使双方超越地区算计，直面更根本的重新排序的需要时，才会改变。在此之前，安克雷奇仍悬在雄心与现实之间，其承诺未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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